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

时间：2023-03-23 20:25:26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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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

　　功利学派南宋一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有陈亮、叶适。主张“道在事物中”、“学以致用”、“道义不能脱离功利”等哲学观点。其实质是注重“事功”，注重物质利益问题。此学派实质上是对理学的反动。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文摘要】义利之辩在中国古代是各种思想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思想的根本问题之一。义利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与利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思想是义大于利，并且这种思想被推崇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着眼点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非主流的义利观一功利学派的思想，探索中国古代功利思想的独特之处和发展的不足之处，为道德建设提供现实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功利学派；人性观；义利观；特征

　　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和西方的功利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功利思想的对立面是道义论，是一味的强调和要求义大于利的道义思想。中国传统的功利思想和道义论在绝大多数的道德原则、人性论的依据和理论以及道德的来源问题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道德评价的依据方面。中国古代的功利学派的思想也强调义和利的结合，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被定义为功利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利的把握，一部分功利思想把利和义等同看待，觉得二者都不能偏废，有一部分功利思想家把利看的高于义，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义而得到利。

　　中国的传统功利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为了利而忽视或是抛弃对义的要求，而是看到了义和利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义利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集中的争论了三次，也就是在这三次的争辩中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显著的三次功利思想的出现。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墨子和韩非子与、孟子、荀子和、关于义利的言论，形成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思想倾向，西汉董仲舒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表现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公然排斥功利思想的倾向，这种思想成为尔后伦理思想的主流。第二次是在宋明时期的王安石、陈亮和叶适等同二程、朱熹的争论。第三次就是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唐甄等对上义利观的总结。本文就是着重分析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功利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影响。

　　一、功利学派的人性观思想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而言研究、探索人性，旨在揭示人的本性、本质，说明人应当如何生活才算是幸福、愉快、有价值、有意义，告诉人们只有按照人的本性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的生活，为善去恶，变恶为善，人的生活才有意义，人的生命才有价值，最终实现人生的理想、目的。道德活动、道德观念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只有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和理性思维的人才能拥有道德，寻到道德的根的问题从“天”到人的“性’僦是人类思维的一次大的飞跃。

　　对于人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是三个方面即：(1)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2)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3)人性是普遍相同的，还是分等级。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家们也分别就这三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墨子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通过提升人的地位，论证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对人们求利动机给予了有力辩护，其目的在于批判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天命’观念认为社会的治乱安危、个人的富贵贫贱与人的努力作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寿天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非儒下》)由此，墨子提出“非命”、“强力”否定“天命”。墨子以“与其劳，获其食”取代“有命”论的理论功能，肯定了人从事对社会生产、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清除了束缚人创造性发挥的消极因素，以此论证追求美好生活和富贵地位是人自主自觉的天性。墨子除了还原人的求利的自然天性外，还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影响而变化的。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墨子认为人性先天无善恶之分，都是待染的白丝。他面对染丝的感叹，可判定他把人性归结为后天环境和教化的影响，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这与他反对既定的天命而崇尚后天的努力也是一脉相通。

　　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人性论上韩非子在继承苟子从现实经验观察人性视角的同时，综合继承前期法家关于人性的思想，进一步看到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表现。韩非子观察人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断善恶，而是为了探寻更加有效的治世方案。他不像荀子那样仅仅看到人自利自为本性的负面影响并有此得出性恶论的论断，他更加强调人自利自为本性的正面影响，并且认为仁义教化在当时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效果，只有实行法治对人白利自为的本性加以引导才能使天下归治。并在此基础上韩非子建立了自己的伦理思想的体系，提出了适应那个时代需要的治国方案。韩非子认为人性不但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天生的本能，而且是一种自私心，即他认为的“自为心”，这种自私之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韩非的自私心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后天的活动中人的本性是会不断发展。人们会在不断的生活中养成好利恶害的习性，一方面人有“求利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韩非子·六反》)。同时韩非子否定了苟子的“化性起伪”的道德的方法，认为人的本性是不能通过师法教育来加以改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一切人都有号恶的感情，那么就用赏罚的方法让他们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进入到封建的中后期的宋朝，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正视社会矛盾，锐意进取，注重事功的功利派家。李觏是宋朝功利学派的先驱者，经过长期考察沉思、分析比较以后，他同意韩愈的性三品论，并提出“性之三品，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李觏认为，人性是“天之命”、“畜于内”的，“圣人者，根诸性者也。贤人者，学礼而后能者也。”而下愚者，是不识性者也。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由于圣人具有这种先天的善性，所以能“率其仁、义、智、信之性，会而为礼，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仁、义、智、信者，圣人之性也。李觏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中人、同于下愚之人、下愚之人五类。圣人之性是至善不变、先天具有的上品之性：下愚者之性是至恶不变的下品之性；只有中人之性是善恶混的可变之性，即经过圣人的教化，而使中品之性发生不同变化。就是说，上智不用学，下愚不能学，中人才可学。作为北宋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也人性的见解。他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体。他说：“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记》)，在王安石看来离开了人的形体，离开了人的感觉就所谓的人之性。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的生理活动和人的活动。王安石不同意性善之说也不同意性恶之说，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性情一体说，王安石认定性无善恶可言，而现实中的善恶来源于情。“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日：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日不仁也、不义也。故日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性情》)王安石还指出，情之所以有当理而善，有不当理而恶，在于修习的不同。他同意“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认为人生活的对于人的品质的善恶有决定作用。他说：“习为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为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习于恶，所谓中人矣。(《性说》)。在人性的观点上，陈亮和叶适既反对性善论，也反对性恶论，肯定人的感性需求和各种欲望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即是自然、天然的意思。人性的自然意味着对人的感性欲求的明确肯定和认同。

　　在明朝中叶之后，特别是明清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瓦解，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为了改革当时的弊政，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而对封建道德伦理思想进行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一种启蒙主义伦理思想开始在中国产生。明清之际的伦理思想家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了宋明道学的人性论，进一步论证了人性就是人的“气质之性”，充分肯定了人的感性情欲的合理性和作用。从黄宗羲的“心性统一”到王夫子的“性者生理”、“日生而日成”的学说，再到颜元、李垛的“舍形无性”到戴震的“血气心知”的人性论，这以一条主线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功利学派的思想家们的主要思想，否定道学所鼓吹的“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对立，认为没有气质就无所谓义理，人的自然情欲是维系人的生命的手段和推动世界上一切事业前进的动力，否定了自然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戴震说：“去生养之道，贼道也”。

　　第二，肯定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价值合理性。直接或是问接地提出了人性自私的观点。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最早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私心说”。他指出，私心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是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李贽《答邓明府》)，“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焚书·德业儒臣后论》)。无独有偶，顾炎武不但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指出“天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顾炎武《郡县论》，“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免”(顾炎武《日知录》)，在他看来，人道即对人的私利与欲望的满足，道德就存在于人们的物质利益之中，统治者只有因人性而行动，才能达到天下治。正由于此，上古先王对人性之私“非惟不禁，且从而恤之”，以此来充分满足人们的私欲。黄宗羲也认为自私自利乃人类的本性，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黄宗羲《明夷访录·原君》)。在他看来，这种本性的满足不但是人类早期的本然状态，而且也是人类未来的应然状态：未来理想社会图景的设计、国家机构的建立，制度、的产生都必须以满足人的自私自利之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使人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否则，如‘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既是对人的本性的违背，也迟早会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功利学派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区分中国古代社会各种伦理思想的标准，正是这个道德标准，才分出一部分的功利主义学派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演变，义成为了道德的总称，而利则成为了利益的总称。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不同的学派都有过不同的义利观，重义轻利，把义利之分看作是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强调“义”的重要性，而忽视“利”的作用。孔子说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这种扬义贬利的观点成为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而功利学派思想家的义利观大多看重义利的相互作用，没有偏颇一方，甚至为了社会发展强调利大于义。墨子是推崇义利并重的第一人，他反对义利对立而主张义利统一，他贵义尚利，以志功统一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和标准。墨子首先对义与利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墨子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能收到天下治理天下的效果，所以是正当的、正义的，把有利于天下人作为出发点来评判行为的义或是不义。墨子思想中的利作为一种原则不是指个人的私利，而是指整体的利益，即社会、国家和全天下人的利益。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礼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墨子所强调的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在墨子这里，功、利、义具有同一性，“义，利也”。墨子的利也讲到了利己和利人的关系，墨子在“交相利”谈到利是相互的，作为“兼相爱”的结果，给予别人帮助，别人也会诚心诚意的帮助自己的。

　　韩非子的义利观是把义与利觉得的对立起来，这同他的法家改革思想是有关系的，他希望能在改革的最短时间内看到改革的成绩，所以极力地放大对利的追求。他认为人际之问的关系不能用来调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根据变迁的事实分析对‘义”进行了完全的否定，“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所以，“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在韩非子看来，人们都“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而仁义不仅不能禁止现实中恶的力量，而且也破坏了自食其力原则，追随仁义的结果会使赏罚不分，是非不定。攻击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思想，仁义道德不仅对治国无益，反而有害，为了国富民强的“利”就必须放弃、改变“义”，使“义”最终从属于“利”。

　　到了封建社会中晚期的宋朝，社会矛盾出现了更深刻的变化，社会流民增加，无地的农民生活曰益困苦，使在两宋时期农民起义频生，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此外，北方半游牧不断侵扰，使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再有由于宋初为了避免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出现，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造成了冗兵、冗员的局面，因此使社会危机突出。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丛生的时期，一些反传统义利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与儒家正统“贵义贱利”主流思想相对抗，这成为宋代义利思想中的一大特点。这一时期的功利学派都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主张治国以功利为先，发对道学家割裂义利，轻视功利的思想。李觏的义利观首先就集中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和利与义的统一性。李觏认为，讲仁义就要给人以财利，财利是道德与政事的基础，没有衣食、财利就没有仁义礼乐，他说：“民不富，仓禀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国用》)，在李觏看来，是物质生活先于道德教化的，重义应该谋利，明道必须计功，道义必须落实到功利上。为了打击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王安石注重功利的作用，同时注重人民的物质生活，把矛头指向“理财”和“营利”之上。王安石基本思想和李觏有相同之处，圣王治世，重要的是先富后教，先功利后道德，他说到：另一方面王安石认为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功利无疑是不义的，反对大地主大富商的不义的敛财之道，强调理财离不开道义，“盖聚天下之义，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乞制置三司条例》)总之，王安石既重视财利，又不忽视道义，把两者结合起来，而统～的基础是利，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利。

　　南宋时期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主要是用来驳斥当时谈心性理欲的朱熹、陆九渊学派思想的。两个提出了“事功”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主张道德和功利的统一，反对“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思想的。陈亮的义利观主要表现在他的欲望论中。在陈亮看来，人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陈亮集·问答下》)。人性决定了人的欲望，这就是有一定的“节”。陈亮认为，这种“节’徽要依照封建制度下的“典”和“礼”来进行。他反对以个人的喜怒来决定人们欲望的满足。在陈亮看来，人有欲望，属于人的本性，是要满足的，但是只能在维护封建秩序的范围内来满足，即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实现这一欲望。另一方面陈亮认为，功利是衡量价值的标准，道义不能脱离功利，若是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为空谈，这就是他和朱熹之问展开的“义利王霸之辩”，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尧舜、商汤、文武)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数千年的则一律否认是昏暗无道。陈亮以实事实功作为评价的依据：“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理义，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朱熹·寄陈同甫》)历来都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集·甲辰答复朱元晦书))，古代的圣贤也应该讲功利，三代圣王之德就存在于他们的事功之中。

　　同时期的叶适是宋代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公然主张功利，批判贵义贱利的这一主张。在叶适看来，古代“道义光明”是由于“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所致，所以功利与道义相比是第一位的。因而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为了没有意义冠冕堂皇的话了。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的认识基础上，导致了叶适“成其利，致其义”，反对贵义贱利”的主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叶适所讲的功利，主要是整个地主阶级国家社会的功利，而且重视长远的功利，反对不义的个人利益，并提出要兴利除害。明中后期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对或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逐渐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这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在义利之辩的表现形式为经世实学思潮。至此，中国传统的理学与经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正在实现着由崇德性向重学问，由空谈心性向经世致用的过渡与转化。对此李贽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的命题，认为人际之间各种关系都是为了满足穿衣吃饭的生活的欲求，离开了这些就不可能有道德的意义。

　　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这即是说人们正常的物质利益需求就是义，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义可言的。他又说：“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元也?吾故日：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他完全剥去了笼罩在圣人身上只谋义不谋利的神圣光环，从圣人到百姓都应该讲利谋利，这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

　　黄宗羲认为仁义与功利皆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维系的基础，所谓“仁义功用，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遗亲后君，便非仁义，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二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自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全身远害，是乃遗亲后君者也。”(《孟子师说》卷一)他眼中的利也并非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关系国家治乱、存亡的天下大事，对于个人的私欲他也是反对的“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之国家”他力图把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利统一起来，因此提出了“天下之利”作为最高的标准。清初时期的功利思想家顾元对明清乃至以往的功利思想的义利观做了。他以关心民生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正德、利用、厚生的道德原则和兴事功的价值观，主张实学与实行，实现真正有德和利民。他以关心民生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正德、利用、厚生的道德原则和兴事功的价值观，主张实学与实行，实现真正有德和利民。他认为功利是人性的需求，道德也是人的需求，是一种特殊的利。颜元肯定谋利、计功的合理性，否定那种认为追求利欲是违背人性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利欲的追去，那就不需要调节人们在追求利欲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道德原则。他的结论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与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一字之差正好体现出顾元义利并重的思想，批判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的错误，提倡既要正谊、明道，又要谋利、计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义利观中是比较合理的，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顾元所提的功利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生民的功利、国家社稷的的整体利益，他认为人应该有“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精神。“生存一日，当为生民为事一日”。

　　三、中国古代功利思想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相对于道义论思想，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主要由如下的特点：

　　1．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家的、利益派别大多和道义论思想家不同。相对于、孟子、荀子的道义思想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加强统治，墨子的功利思想则是体现了平民、小生产者特别是手者追求生活稳定的利益要求，而同是为封建统治，韩非则是崇拜严法酷刑的专制统治。宋明的道学与功利之争则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保守和改革而产生的，王安石、陈亮、叶适都是重视经世致用，关注社会改革和名富民强。到了明清之际，封建制度更加黑暗，开始在江浙一带萌芽，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明清之际的社会急剧动荡，一批知识分子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思想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唐甄等人则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2．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家都注重义利的统一，认为两者是交融互动的，都重视物质利益，肯定物质财富是社会活动的基础。功利是道德评价的基础，为民谋利才是君王的统治之道。他们都反对道义论把义利剥离，反对道学论片面夸大仁义的力量，忽视功利的作用。

　　3．中国古代和功利主义思想家，他们大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原则要求，即作为行为的功利目的，应该以“利人”、“利天下”为价值取向。他们不否认人有私利的欲望，且肯定这种光欲求的合理性，同时反对只为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利人、利天下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价值取向，人应该在义的引导下追求合理的利，“义”应该作为道德的规范手段规范人的求利之心。在公利和私利面前，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许多功利思想家致力于改革国家弊病，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实践活动中，对整个国家和同胞都抱有极大的责任感。

　　4．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多出现在动荡，矛盾尖锐，需要社会改革的时期。功利主义往往是社会变革时期兴起的价值观，相对于道义思想主要是稳固现有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纵观社会，社会一旦出现动荡，传统的社会秩序就会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力量，而代表潮流思想的功利主义就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功利主义就是冲破旧的束缚，功利主义主要是为了追求现实的价值利益为目标，能在短时间内能改变社会的窘态。功利主义在社会改革时期往往会成为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得到提倡和推广。社会再次进入到稳定时期后，功利主义思想又会沉寂下去，道义论就又会以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统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5．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大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在人生态度上，都主张人生在世应该建立功业，应该以天下为志。他们以“民为邦本”为出发点，以“富民爱民”为落脚点，以对人民是否有利作为判断人们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不仅提倡为国为民的思想，而且大多身先士卒加强道德的修养，呼吁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改革，并积极地投入到时代的改革之中。

　　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为公的义利观要比西方社会的功利思想更为合理，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借鉴的地方，但仔细分析，因为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思想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所以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

　　1．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多是抽象的自然人性论，都缺乏实践和现实的理论品格，功利思想大多比道义论更具有感性的魅力，实际上都是超社会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求得“天下之利”是不可能的。作为获得利的手段和准则的义也表现出同样的抽象性，与道义论在义上的对立，只有形式上的意义。

　　2．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在思想领域占居主导地位这种道德观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从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出发，充分肯定儒家的重义轻利道德观，极力排斥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道德观，致使功利主义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3．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是在个人利益没有引起社会应有重视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对待公利与私利关系上，它过多强调公利而忽视个人利益，在肯定人的欲求合理性的同时，又主张人们的俗求应该保持在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之内。这种观点不仅自相矛盾，反映了小生产者易于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保守思想，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

　　4．古代功利主义虽然与儒家的道义论相对立，这种对立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并不具有道德革命的性质。它虽然强调利的重要，提倡重民利、公利，但又主张用道德的作用来调节义与利、公利与私利、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甚至主张用道德来解决一切社会弊端以缓和阶级矛盾。这就说明古代功利主义者并没有摆脱儒家道德决定论的束缚，夸大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简介

　　功利学派，也称“功利之学”或“事功之学”，是与理学重义轻利学说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或学派，由北宋李觏发其端，南宋陈亮和叶适集其大成。李觏注重经邦济世，提出“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认为“礼”，应该包括衣、食、位等内容，开启功利学派之先河。南宋以酵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均倡言此学，集功利思想之大成。

　　学术主张

　　功利学派承认“道”存在于事物之中，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龙川文集·书经》），宣称“理”者为“物之理也”（《水心别集·进卷诗》）。

　　功利学派为学注重实际功用与效果，反对理学家讳言功利和空谈心、性、命、理。薛季宣“教人就事上理会”，强调实事实功。陈傅良倡导经世致用。叶适提倡“务实而不务虚”，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反对理学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陈亮认为，理学家空谈义理，使“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讲求实施利民之术，主张兼重义利。

　　影响

　　功利学派与程朱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陆九渊为代表“心学学派”相对立，受到他们的责难。但此派提倡“事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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