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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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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1
论文关键词:鲁迅 传统文化 伦理思想 死亡意识 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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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来自他生命本体的矛盾、深刻和复杂，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如何看待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
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的先驱，鲁迅“五四”期间是以彻底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他不仅借小说人物之口揭示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而且在杂文中一次次发出痛切的呼唤:
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人把鲁迅看作是新文化运动中全面、彻底地反传统的典型代表。的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所在，但是却不能全然概括鲁迅的态度。它忽视了鲁迅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是出于一种文化策略。鲁迅是深知中国传统社会和国民性格心理的，他在《无声的中国》做了生动的表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为了打开新路，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甚至是过分的批判态度，以达到动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现实效应，无暇顾及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达了他们对旧文化、对旧社会的真实情感。事实上，鲁迅所表现出的激烈而坚决地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割断了自身与传统的联系。这一点，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已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这种深刻的矛盾使得鲁迅对旧文化极为厌恶又不无留恋，笔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旧文化情怀。
鲁迅多次强调自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知识分子”，这表明他是把自己放在传统之中的，在整体上感受到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又与传统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其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鲁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种儒学的氛围中，不能不受到这一传统的精神价值的熏陶。比如，孔子哲学思想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精神，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等有益的格言，均为鲁迅所赞赏并奉行的。再如孟子强调“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上的主观努力，与鲁迅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显然相通。而孟子所主张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也不能说对鲁迅刚正不阿的人生观毫无影响。事实上，鲁迅反传统的历史行为，也不无包含着儒家的人世精神。他青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相呼应。
此外，鲁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认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笔下，墨子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和平战士，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他奔波劳碌于楚国和宋国之间，止楚攻宋，消洱杀戮，维护了正义。反观鲁迅本身，不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吗?他极其反对，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徐寿裳曾说鲁迅写的《非攻》在描写墨子的伟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这话是不假的。其“爱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爱”思想的影响。另外，鲁迅的复仇意识中还可以找到墨侠精神的痕迹。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墨子之徒是侠”，轻生死、行侠仗义、睦毗必报、扶危济难是其基本的精神写照。而这些墨侠精神在鲁迅的大量文本中(如(铸剑》《非攻》(女吊》《无花的蔷薇之二》等)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鲁迅一度赞扬墨子临危赴难的品质，都可以看出他与墨侠精神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
鲁迅也曾说过，在他的思想中有庄周的“毒”，说明了庄子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虽然对庄子哲学所提倡的人生观、社会观持批判态度，但对其瑰丽的想象、丰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怀却赞赏有加。关于这点，郭沫若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他指出“鲁迅爱用庄子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庄子的反映”。的确，鲁迅最为推崇的就是庄子和魏晋的文章，喜爱庄子的说理以驳难，常含讥讽的笔调，其《故事新编》和《野草》的创作就深受影响。此外，庄子的个性解放思想对鲁迅也有很大的启发。他主张“任其性命之情”，反对一切有损于性命之情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倡扬个体生命的自我冲决和超越能力。而鲁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个性精神绝对自由，提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对一切对个人精神自由的束缚与压制有一种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识。
再综观鲁迅创作的大量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触目的题材—“死亡”。“死”是鲁迅热衷的主题，其大半生不停地写着“死”。夏济安先生对此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作为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鲁迅的死亡意识显得矛盾而复杂。首先，鲁迅身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现实残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随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割舍的启蒙使命感，坚决地批判传统文化。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儒家是从生命的起点和过程来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进取。因此，儒家将“死”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求转换到现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价值，以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理想与功利思想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也不例外。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随的一生。家庭的变故，社会的黑暗，个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扰，死亡时时威胁着他。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然而，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被压倒，以生来对抗死，反对轻死，贬斥苟活。他明确表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人类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积极参与现实，以个体生命去肉搏着空虚中的黑暗，在抗争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人类的进步，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抗争精神显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人生精神的强烈浸染，与儒家“尽人事”的进取态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鲁迅“死”的话语中，他又多次说到自己是“死的随便党”。给友人的信中曾出现“往往自视亦如轻尘”、“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等等类似的话。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可见鲁迅不害怕死，把死视为自然、必然的结果。这种死亡意识与道家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终极价值，生死与之相比，不过是道的自然表现。“死“就是让生命融于自然，应该顺应自然，对死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鲁迅与传统文化联系本身并非单一和纯粹的性质。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他曾有这样的表述:“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孙郁先生认为这黑暗便是某种鬼气。而所谓鬼气，一方面是对存在的虚无的揭示，是实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鲁迅自己内心绝望的心绪，与佛教中的苦难感交织在一起。自然，这与鲁迅的生活经历相关。鲁迅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亲去世。在这种状况下，他经历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态炎凉。因此，对生活中种种丑恶与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对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叹:“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使鲁迅的作品充满了阴深恐怖的“鬼气”，常常缠绕着魔鬼的阴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没在这一长影中的挣扎。正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并向虚无主义转移。我们都很清楚，鲁迅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无可否认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着悲观绝望、虚无厌世的一面。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被虚妄所压倒，在虚妄面前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见，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用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做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的确，鲁迅仍具有传统文人的内质，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冲破一切传统的同时，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旧文化情结，形成了鲁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与痛苦，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2
摘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即先天遗传和后天教育。后天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的影响。个人在童年阶段所接受的来自母亲的家庭教育，更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 家庭教育 母亲形象
童年是每个人生命的初始阶段，更是个人性格形成的起点。一个人于童年时期接受的家庭教育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作家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则会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感知方式，想象能力，情感态度，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均源于作家的先在意向结构。所谓先在意向结构，就是作家在创作之前的意向性准备，即写作的心理定势。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决定作家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是其在童年时期的遭遇，包括个人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所受的家庭教育，及之后个人所遭遇的必然和偶然的快乐，不幸，痛苦，幸福等等，这些对幼小生命的折射，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在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日常言行对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本人以鲁迅母亲的相关经历出发，探究其对于鲁迅性格形成及日后作品的影响。
一、坚韧刚强的母亲和年幼早熟的鲁迅
鲁迅曾说过“我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①正如他所说，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位非常不平凡的女士，她培养了中国三位文化名人。周建人说“她性格开朗、宽厚，无论我们怎么顽皮淘气，也没看到她真正动过怒，总是那么和颜悦色，无论后来家里遇到什么灾难，她从不愁眉苦脸，总是那么坚忍刚强。”②坚忍刚强，正是鲁迅母亲性格的聚焦点。
鲁迅母亲出身于名门，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未能进学堂读书。可私塾先生给她的兄弟上课时，她就站在旁边听讲，以这样的方式坚持了近一年。随后囿于旧习，家里长辈不让她听了，她就自己自学，找书看，有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以这样的方式自修到能够识字的水平，从此常常阅读书报以自娱。鲁迅母亲年轻时命运多舛，灾难不断。长女早夭，公爹入狱，后又丧夫丧子。她扛下了这一切，苦苦维系着风雨之中摇摇欲坠的家庭。甚至当长子鲁迅决定离开自己，到异乡求学时，她都能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含泪叮嘱儿子：“俗话说‘穷出山’，你要争气”。鲁迅母亲性格中的坚韧刚强不仅仅体现为能承受生命中的不幸，还体现为敢于对封建礼教中的不合理的规定进行抗争。
鲁迅留学日本之后，来信要母亲剪发放足，她便听儿子的话，不再裹脚。这种行为在封建卫道夫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事，同族叔公周椒生骂她是“南池大扫帚”，即败家荡产的扫帚星，椒生的儿子周伯文甚至恶毒地说，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后冷然回答“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①表现了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刚毅品格。
二﹑鲁迅文学作品中矛盾的母亲形象
创作心理学家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形成是源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情感积累，日常心理包括无意识等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方面。
鲁迅作为长子，因而比其他兄弟更能了解早年守寡的母亲在抚养幼子的过程中心中暗藏的无奈与悲哀。因而在其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出诸如祥林嫂子，华大妈，单四嫂子和夏四奶奶等等亦感人亦让人心生怜悯的母亲形象，鲁迅还在多篇作品中写到寡母失子的悲痛。鲁迅尖锐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中以男性为中心的荒谬本质。五四新风并没有让江浙一片偏远的乡镇中流传已久的陈旧乡俗带来丝毫改变，儿子成为不但是亲情的寄托，还是家庭利益的保证，守寡的女性如果没有了儿子作为依靠，就代表着家族血脉的断裂，更代表着原本拥有的家族财产旁落。
《祝福》中阿毛死去不久之后，祥林嫂就被“光明正大”的赶出了家门。《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儿子夭折后无法看到生存的意思。反思鲁迅所塑造的这些寡母形象，毫无例外的都有着封建传统礼教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情感倾向。寡母是男权制度的维护者，拥有着毫不利己的奉献精神，她们在养育孤子时的坚强品格得到了作家的首肯。同时，这些寡母们心甘情愿的接受守寡的现实，恪守妇道，在丈夫生前百依百顺，在丈夫死后立刻断绝一切欲念。《祝福》中，祥林嫂在祥林死后逃到鲁镇时不过二十五六岁，文中介绍祥林比祥林嫂还小十岁，由此可见夫妻二人的年龄悬殊之大。就算如此，她甘心情愿的为他守节。
鲁迅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遵循着传统封建伦理的母亲，她们粗笨、平庸、缺乏灵活性，但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毫无私心，全身心的照顾着丈夫、孩子和家庭。一旦不幸成了寡妇，便克己复礼的守寡过完余生，将全部的希望投到孩子（主要是儿子）身上。这些母亲忘我的牺牲精神让孩子们尊敬，孩子们在感受母亲的`温情时又常常被爱所累。最初的《坟》，到《呐喊》《彷徨》《野草》，母爱最终阻碍了子女的前行，这一思想始终贯穿着鲁迅整个创作过程。《我之节烈观》、《灯下漫笔》《寡妇主义》等文章，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视角，深入地剖析了封建中国的家族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能够无私奉献的母爱却又愚昧又麻木，鲁迅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整体共性是对封建礼教的认同。单四嫂子用没日没夜纺纱辛辛苦苦挣来的全部积蓄为独子宝儿治病，却先将希望放在求神签、许心愿上，因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华大妈把能治愈小栓痨病的希望放在人血馒头上；革命者夏瑜的母亲对儿子的牺牲不但不理解，甚至连上坟都感到羞愧。
众所周知，个人性格的形成是源于童年经验、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童年作为个人人生的开端和生命的起点，在人生中有可能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始终给人留下影响终身的印象。弗洛伊德学说提到过童年的决定性影响，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创作风格可以追溯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印痕。鲁迅作品中所塑造的系列母亲形象，让我们认识到研究家庭教育对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注释：
①周作人.鲁老太太[A].鲁迅的故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鲁迅.自叙略转[A].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鲁迅.鲁迅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楼适夷，朱正.鲁迅读本[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1.
林志浩.鲁迅传[Ml.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3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甫一出世，就震惊了文坛。它断言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这一观念很快就成为了几乎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肯定其固有的思想价值。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尖锐犀利的观点却是出自“狂人”之口。
从叙述本文来看，狂人之狂并非狂妄之狂，而是“迫害狂”之狂“，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1]444，其叙述应该是十分不可靠的。那么，读者为什么对他的论断深信不疑呢？从根本上说，叙述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鲁迅的《狂人日记》篇幅很短，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叙述本文和插入本文。叙述本文用短短的几百字叙述了日记的来历:我听说昔日良友偶染重病，趁归乡之便欲往探视，不料已经痊愈，赴某地候补去了，其弟献上病中日记两册，以显示当日病状；我看过日记之后，觉得很有医学价值，于是展示出来以供研究。插入本文由13封日记组成，根据所叙事件，可以分成5个部分：第1部分是前3封信，我发现大家都要吃我；
第2部分是第4和第5封信，我进一步发现带头要吃我的竟是我大哥；第3部分是第6到第9封信，我明白了历史为什么是吃人的历史；第4部分是第10封信，我劝大哥不要吃人但是遭到失败；第5部分是最后一封信，一共只有两句话，既然大人难以劝阻，于是我呼喊“救救孩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篇幅很短的叙述本文中，是外在叙述者在叙述；而在相对较长的插入本文中，是人物叙述者“狂人”在叙述。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断定两个叙述者是可靠叙述者还是不可靠叙述者。
这就涉及到叙述者可靠性的标准问题。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对不可靠叙述者做了最经典的定义：“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2]178按照布思的理论，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相区分的基础是作品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类型和相距程度”。以布思为代表的许多传统叙事学家都以隐含作者为标准来构建不可靠叙述者，我们称之为传统模式，这样做最大的困难在于“隐含作者”本身即是一个不可靠的概念，它是在想象中建立起来的。费伦和马丁的分类很有启发性，他们分类所依据的基础是：叙述者实际上往往要执行3种功能：
（1）对人物、事实和事件进行报道；
（2）对所报道的人物、事实和事件作出评价或认识；
（3）对所报道的人物、事实和事件进行阐释或解读。这里的每一种功能或角色沿着一条交流轴线展开，产生出不同的不可靠性：
（1）沿着事实/事件轴发生的是不可靠报道；
（2）沿着伦理/评价轴发生的是不可靠评价；
（3）沿着知情/感受轴发生的是不可靠解读或阐释。最后，他们划分出“六种主要的不可靠性类型：不充分报道与错误报道、不充分认识与错误认识（或错误评价）、不充分解读与误读”[3]87。费伦和马丁的分类不仅更为系统，而且其突出的优点是以修辞模式为基础，把焦点置于作者动因、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拘泥于轴线概念，强调所有的变异形式都要求作者的读者通过自己的推断，对报道、评价和阐释作出不同于叙述者的理解。
根据费伦和马丁的轴线模式，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鲁迅《狂人日记》两个层次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首先来看叙述本文的叙述者。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444。
显然，外在的叙述者“余”是典型的可靠叙述者。从事实/事件轴来看，我们发现事件有“日前”、“七年四月二日”这样确定的时间标志，有“故乡”、“迂道”等确定的地点标志，有“某君”、“其弟”等明确的行动者标志，最关键的是事件的发展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秩序。从伦理/评价轴来看“，余”听说好友病重“迂道往访”，得知“然已早愈”，和好友一起发出会心“大笑”，这些都符合社会对朋友之间的伦理要求。从知情/感受轴来看，叙述者对日记“持归阅一过”，根据“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知道他所患的是“迫害狂”之类的病，具有正常的逻辑推理和解释能力。
我们再以同样的标准来考察插入本文的人物叙述者，很容易发现其中发生了分裂。我们以狂人的第4封信为例，做具体的轴线分析。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
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1]447。
首先从事实/事件轴看，叙述者的叙述是可靠的。主要的事件就是大哥请了何医生给我看病，而我不信任何先生，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忍不住放声大笑，使他们都失了色。事件有开端，有发展，有原因，有结果，从读者的'实际经验来看，完全符合事实的逻辑顺序。分裂主要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人物叙述者把何医生看作是刽子手扮的，把“静静地养几天”看作是把我养肥了多吃，把大哥和何医生的失色看作是被我的勇气正气镇压住了。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从隐含的作者的视角看，叙述本文的叙述者已经代作者交代人物叙述者“狂人”在记日记期间患有“迫害狂”疾病，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疾病“然已早愈”，说明根本没有人吃人事件的发生；而从隐含的读者视角来看，其根据日常经验可以断定，“人吃人”的现象根本不会发生，况且要吃他的还是他的弟弟和邻居，这根本就不可信。而从知情/感受轴考察，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物叙述者的阐释和解读竟是“可靠”的，这里的可靠指的是尽管他的评价错误，但其阐释和解读却十分支持他所作的错误评价。他所要证明的问题是：中国4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所以现在有人吃我是正常的。他的论证是十分雄辩的，理论上说，中国的礼教的确是允许吃人的现象存在，《管子·小称》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1]455讲的是易牙蒸子献给齐桓公品尝的故事，这一极端残忍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作为忠臣的典范，可见吃人在中国的礼教上是允许的（尽管狂人细节上将齐桓公记成了桀纣，却根本不会削弱整个论据的强悍）。而“割股疗亲”的例证，也是中国古代脍炙人口的至孝故事。而狂人列举的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更胜于雄辩“，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1]452这些证据在鲁迅时代的读者看来，都是确凿可信的，徐锡林的心肝被卫队炒食众所周知，狼子村的故事和人血馒头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人物叙述者狂人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其不可靠主要表现在对所叙述事实的错误评价。
但是正如同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作为插入本文叙述者的狂人虽然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但却是一个特殊的不可靠叙述者。这个不可靠叙述者仅仅是在伦理/评价轴上发生了错误，他对事件和事实的陈述是完全符合社会和文学惯例的，尽管因为其先入之偏见使得他的叙述显得十分不合常规，但是因为作者的提示和读者的慧眼很容易将基本的事实进行还原，比如上文所引狂人与何先生的遭遇，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将其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看病的场景。而在知情/感受轴一端，根据我们的分析，狂人的论据是十分雄辩的，他的这种雄辩是具有广泛的适应域的，他并非完全是为叙述者辩护的，它的锋芒指向历史，指向现实，尽管其中隐含的作者故意设置了几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些不仅不会削弱论证的雄辩，更是偷偷地提醒我们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也正是这种雄辩，叙述者时常把我们的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转而关注他的说理的力量，而他的说理滴水不漏，不仅遵循日常解读行为的逻辑规律，而且与他对事实的评价相当吻合。因而，在这个层面上，狂人不可靠叙述的可靠阐释使小说多少保留了传统文体稳定可靠的内在特质。
可见，鲁迅《狂人日记》叙述本文层面和插入本文层面的叙述者的可靠性是不一致的。叙述本文的叙述者在3个轴上都是可靠的；而插入本文的叙述者狂人在评价层面上是不可靠的，但可根据叙述本文的事实暗示和读者的积极建构，使插入本文伦理/评价的不可靠性降至最低，并从而突出了在阐释和解读层面上的可靠与认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美）W.C.布思.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87.
[3]James Phelan Pet er J.Rabi nowi t z.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4
论文摘要：在鲁迅的笔下反复出现“死孩”，绝非偶然。本文通过鲁迅的人生经历来分析鲁迅“死孩”情感体验的来源，以及通过文本细读看“死孩”意识在文本中的表现，揭示鲁迅对传统愚昧文化的谴责，当时社会人们的麻木冷漠，以及对孩子“器物”认识的愤怒。最后，笔者分析了“死孩”意识对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的影响。
关键词：死孩；情感体验；器物；儿童教育观
在夏志清看来鲁迅是描写死和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1]对笔者触动最深的便是鲁迅笔下那一个个死去的孩子。鲁迅很多作品都揭露出儿童被封建文化的摧残和损害，如《明天》、《药》、《祝福》、《铸剑》等。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鲁迅塑造死孩的动机如何而来，如何深切的表现以及对鲁迅生活的影响，笔者一一作了分析。
一、鲁迅“死孩”意识的情感体验
（一）母亲失子悲痛情感的浸染
光绪戊戌的冬天，鲁迅从南京学堂回来，看见了六岁因肺炎死去的四弟。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四弟是个“玉雪可爱”的孩子，在周作人看来，椿寿是兄弟是四人中最具才华的。鲁迅的父亲死之前最后的一刻还想着四弟，可想夫妻对儿子是多么的疼爱。此外，鲁母还失去过一个女儿——端姑，“妹子端姑生于光绪己亥（一八八七）年，不到一周岁便因天花死去了。”[3]女儿的去世给母亲巨大的心理打击“老实说，假如先母有一个女儿，她的生活要幸福得多”[4]鲁迅在十八岁之前，都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连心，作为懂事孝顺的长子，他肯定能感受到母亲心中的丧子之痛。
（二）学医对死孩的刻骨认识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时候“解剖过二十几个”尸体，有年老的，壮年的，男的，女的。解剖学的知识让他真实地明白了给孩子治病吃人血馒头的荒谬和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的残忍至极。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妇女和小孩是有着巨大的悲悯之心的。他笔下对这两类人物是有着更多的关注。这使鲁迅有了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学医的过程中，他对各种疾病有了深刻的认识，“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碳肺如何墨黑，两亲的'花柳病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5]学医使鲁迅对孩子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知道孩子是如何巧妙的产生，也知道一个生命的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失去一个孩子对一个母亲，一个家庭是怎样的悲恸。
（三）鲁迅死掉的孩子—《新生》
鲁迅也曾有自己的孩子—《新生》，也像一个母亲一样有慢慢地孕育着，看着它一天天“强大”起来，可惜流产了。1907年，鲁迅准备筹办一种文艺杂志，取名《新生》，但终因部分人的不了解文艺，中途消极，剩下鲁迅、许寿裳、周作人三人，论文又都不名一钱，结果流产了。鲁迅自己回忆也说：“《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了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6]《新生》的胎死腹中，让鲁迅很受挫，失败后，便是无奈的寂寞，如“大毒蛇的寂寞”紧紧地缠绕着自己。自己“叫喊于世人中间”，却没有人“反响”自己，那种尴尬和孤独的悲哀笼罩在心头。
以上可以看出孩子的死亡从童年开始一直就萦绕在鲁迅的心头，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已经深深注入了他的血液，成为鲁迅潜意识的一部分，后来人生经历又不断强化这种意识，慢慢发酵，构成了鲁迅笔下一个独特的“死孩“意象。
二、“死孩”意识在鲁迅笔下的具体表现
（一）借孩子的死谴责以中医为代表的落后文化
在《明天》和《药》两篇小说中，鲁迅都写了孩子因为生病，最后因医治的无效而最终死亡。《药》中人血馒头可以治病。在《明天》中单四嫂子带着自己的宝儿，靠纺纱赚钱度日，孤儿寡母，可是“宝儿忽然生了重病，求神许愿、吃单方、看医生，都没有用，终于死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这是一篇很阴暗的小说，本事与模型是没有的，只是借着一个思想把故事写了出来。[7]四弟六岁因为肺结核在冬天死亡了。
（二）借孩子的死刻画人们的麻木冷漠
“祝福”这种祈福的仪式本是对农忙了一年的鲁镇人们的一种精神慰藉，然而对曾经勤劳能干的祥林嫂再也不能得到精神的满足，而是备受折磨，在祝福的夜里孤独地死去。她被“仪规”排除在群体之外，她被鲁四老爷认为是晦气的，在祝福的夜里，她最终走向了死亡。祥林嫂的悲惨最终不在孩子被狼吃了，而是在孩子被狼后，人们的那种冷血，即便是有孩子的母亲（柳妈），也没有给她一点慰藉。首先，当祥林嫂再次回到鲁镇后，鲁四老爷已经觉得她是“败坏风俗”的，男权社会已经不再认可她的存在。其次，信佛的柳妈疏离她，作为同性的母亲没有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女性不再同情女性，母亲不再安慰母亲，构成一种“反讽”。再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对于祥林嫂的问题“不带感情不愿深思”[8]最为一个受过启蒙教育的“我”，也没有给予祥林嫂精神上的帮助。在《明天》中，单四嫂子死了孩子，邻里邻居都来帮忙，可是事后，大家也都各干各的，并没有真正的关心她，咸亨酒店依旧热闹，到“东方已经发白”。“单四嫂子的不幸实际上把她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并没有人真正的关心她。”[9]
注释：
[1]乐黛云编.国外研究鲁迅论集（1960-1981）[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73.
[2]鲁迅.鲁迅自述[M].京华出版社，2005：73.
[3]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14.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5
作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鲁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议论最多， 鲁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谓的以死解救了对立，消泯了论争。实际上，后世学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之时，对其生前身后的命运也一直有“是非蜂起”的论争与猜测。
作为鲁迅的后人，周海婴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大量亲闻亲见的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破解了一些困扰鲁迅研究的历史谜团，意义甚殊。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实”的揭示与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着“求是”亦即真理求索的严肃意义。比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题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气。
在我看来，周著更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一种“抛弃顾虑”、大胆直书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周海婴真正承续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贵的精神原则。但同时，我们亦须注意，秉笔直书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则，但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备的事实考证。而且，事实也不等于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否则，即使列举很多的事实，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觉得周著的些许欠缺就在于个别地方的“大胆假设”似乎多于“小心求证”。比如在对鲁迅之死的解释上，认为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谋害的嫌疑就显得思虑不周，情感臆测的成分大于事实分析。不过应该看到，著者毕竟不是学者，其“抛弃顾虑”的“实事实说”的.勇气，表明只是“怀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的坦诚，已殊为不易。周海婴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回忆往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罅漏难免，他人可以批评，却没有权利苛责。因而，本文只算是对周著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鲁迅的猝然而去是许多人所意料不及的，这甚至也包括鲁迅本人。在耳闻目睹了多次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抢夺旧椅子”的革命游戏后，种种漂亮名头下的黑暗现实使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也使得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了深刻的悲观。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以悲观的勇气否定了虚妄的“黄金世界”后，又同样以一种深沉的勇气来承担和挑战心内心外的死亡与幽暗。
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学过医的鲁迅对自己严重的病情当然更应该有所了解。但那种“反抗绝望”的亢奋心态与刚毅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会上就风传过鲁迅患重性脑膜炎的消息，鲁迅戏拟一诗作为答复：“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谣言虽然是谣言，但鲁迅嘲弄性的反击却的确洋溢着一种战斗的乐观气息。因之，到了1936年，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已不断出现“发热”的危险记录，而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又确诊其病情严重后，鲁迅虽然“受 了些影响”，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医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话，他反而增强了医生所誉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当茅盾、增田涉等几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免将美国医生赞誉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
鲁迅在病逝前所写的《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但如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可见 。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鲁迅在文末也说：“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换言之，如果真的意识到死亡，恐怕写不出这样乐观、 从容的文章来，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戏拟的几条“遗嘱”上，而忽视了这条重要的幕后说明。鲁迅的这种乐观似乎也感染了亲属，在给曹白的信中，许广平就把“再活一二十年”当成了一个可信的“好消息”。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鲁迅的忽然去世就让人难以接受，也在亲人们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6
【论文关键词】越文化 鲁迅 文学
【论文摘要】鲁迅先生其人其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独立人格和叛逆气质以及一贯悲观怀疑的精神，都对中国近代文坛和民主革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独特的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学界依然是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越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剖析和探索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鲁迅以及他的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他本人的个性以及其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特质一直很受学者们的关注，鲁迅其人其文独特气质的形成其实是有渊源的，与越文化的影响有着相当大的联系。
一、越文化的内涵与传承
文化精神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精神，其固化和传承可视为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或受潜意识引导的行为，受包括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风俗环境、文化思想、居民心理特征、历史传承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越文化，作为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地域文化，其内涵和传承都是具有鲜明特征和影响力的。
（一）越文化的地域观
越，在古时一般称吴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东临大海，西临彭蠡以与楚接壤”，南至新安江上游，“北与南淮夷隔长江相邻”形象而生动地说出了古代越人的活动范围，是与中原文明有着明显差别的区域性文化。
（二）越文化的历史沿革
早在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纷纷发展各自势力，越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在吴越两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壮大。
之后越文化得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魏晋，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士族衰落和少数民族南迁，使得许多中原人南迁到了吴越的传统地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和观念，与吴越传统观念糅合。并且魏晋士子们醉心的玄学也深刻影响了吴越文化的传承。
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在吴越之地得到了大发展，儒学的全面辉煌使得身处其间的吴越之地再次面临新的文化冲击，同时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也使得越文化相对容易的加入了这些因素。
（三）越文化的内涵
越文化的内涵是和其特定的历史沿革分不开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特点：
1、激烈与反抗
越在春秋时期由于地处偏隅，同时与中原的文化观念不同，导致其屡起兵戈，越人尚武，便自此而来。强烈的生存忧患意识促成了他们的激烈与反抗精神，并延续至今。
2、张扬
魏晋士子们的文化情结是非常浓郁的，无论是“竹林七贤”还是陶渊明，那个时期的文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流传至今，就成为了越文化中张扬的一面。
3、精神反抗
南宋由于武力衰微，加上文化繁荣，故此文人的精神反抗意识浓厚，同时在元统一时涌现的文天祥等一批知识分子勇赴国难，使得这一精神发展到了高潮。
二、鲁迅成长中的越文化熏陶
谈及越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的影响，就不能不谈及鲁迅的成长经历和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到的越文化：
（一）家庭环境影响
鲁迅生于一个典型的文人世家，祖上出过多名清朝的举人进士，加上当时社会评价对于读书人取仕的重视，使得鲁迅在小时候就受到了极为正统的儒学教育。但是经史子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显得太过沉重，于是鲁迅在小时候就对非正统的书藉极感兴趣，并得益于家中丰厚的藏书，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各种书籍，对其精神很有影响。这些充满性灵和智慧的文字，对鲁迅的影响颇大，不但其情致吸引着鲁迅，仅其文采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后来在治学方面表现出的广泛开拓精神与渊博的情趣，以及对辑校、收藏的爱好，可以说是与早期的杂览分不开的。
（二）求学经历影响
鲁迅的生活在求学期间遭遇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父亲的病重和家道中落使得鲁迅不仅尝到了寄人篱下的苦楚，更让他感到了世态炎凉的冷酷。这些际遇使得鲁迅早前在书中体会到的`情感熔于一炉，这些情感再加上越文化激昂反抗精神的影响，使得鲁迅过早地踏上了异地求学的道路。
（三）导师教诲影响
鲁迅早前学到的文章由于选择的因素，多为魏晋文章，此类文章也多为鲁迅所喜。早前的阅读可以说是不自觉的，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遇到了避难至此的名士章太炎，在彼此交往中，不仅加深了对魏晋文章的理解，魏晋文化也加对其人格的塑造起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这一过程，加强了其张扬的个性特征。
三、鲁迅文学中的越文化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不自觉中流露的越文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真情流露的“故乡情结”
鲁迅的故乡情结在许多部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当然这一情感的体现表现得相当复杂，有对落后愚昧的痛恨、对优秀传统的赞美等不一而足。在对儿时的回忆上，又展现出了其赤子般的眷恋情怀，这都是越文化中激昂特点的真实写照。
（二）精神气质的越文化展现
鲁迅的杂文是目前最被人们所称道的，由于其尖锐和一针见血，给当时的反动当局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当然这不仅体现出越文化的反抗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其在精神反抗上的积极性，这也是越地名士们柔韧特性的体现。
（三）思维方式的越文化呈现
鲁迅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和越文化一脉相承的。当时文人艰辛的生存环境与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吴越先民的生存环境很是相似，这也给鲁迅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2]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7
国内外零星出现的一些关于鲁迅的文学语言研究的成果，或仍在传统美学的范式中辗转，或套用西方语言论美学而失却了汉语的固有特征。目前，这方面尚未有较为系统的、开拓性的成果问世。本文拟在西方语言论美学的框架中，同时尊重汉语象形会意的特征，在考察鲁迅创作与汉字文化的关系方面，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一
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
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21）刘熙：《释名》，引自王先谦《释名疏正补》，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52页，三联书店，1988年。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论文 篇8
摘要：
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其中包括批判封建的教育内容，在他的思想教育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重视语文学习的规律。对于不合理的考试机制就要坚决抵制。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现代化、科学化和开放化的特点，合理吸收其教育思想有助于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语文教育；鲁迅；思想研究
鲁迅在我国的语文教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迅既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很多年，并且在书刊上也发表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对鲁迅语文教育思想的分析可以弥补我国教育在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
一、批判封建的语文教育内容
语文教育内容是教育实施的基础。对于鲁迅所处的时代，虽然教育内容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封建旧思想的存在，比较明显的就是“尊孔读经”。鲁迅先生先后在多本刊物上表达自己对于废除读经的意见，他认为“尊孔读经”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鼓吹者的目的就是想要推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实现专制统治。鲁迅一方面在杂文中说明读经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又在小说、散文中借由“孔乙己”这种类型的悲剧形象批判读经。鲁迅在对经学教育批判的同时，对蒙学教材和其他古代教材也给予了否定态度。蒙学教材是古代启发幼儿读数的启蒙书，如《三字经》等。鲁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蒙学教材宣传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内容陈旧，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像是《幼学琼林》这样的书，鲁迅认为会扼杀孩子的天性，童真，在教学中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对于封建旧思想的'教材鲁迅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当时，封建势力比较强大，鲁迅在这种压力下坚持反抗封建思想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当时而言是十分深刻的。目前在语文教学中的文言文教材内容有所增加，合理吸收鲁迅的教学思想可以避免出现思想僵化的现象，有利于将传统思想和现代教育相结合，同时对于封建价值观念保有一定的警惕，对于读古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在探讨的时候忽视鲁迅当时所处的环境，盲目照搬鲁迅的教育思想，就会产生偏执，不利于语文教学。
二、强调青少年的主体性
在新课标的要求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教学中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应当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鲁迅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出这样的论据，但是在他的实际教学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注重学生性格的发展的。在阅读上，鲁迅也是更加注重指导，而不是填鸭式的教学。在教学中鲁迅注重的是教学生学会阅读策略和方法，对于自己的阅读内容要有一定的批判性，这样才能达到训练学生思维、提高阅读能力的目的。在指导学生写作的时候他主张多写多练，反对天才说的说法。他主张在写作的时候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理念，对于实现主体教学就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重视语文教育规律
熟练掌握教育规律在语文教学中可以有效增强教学效果，认识并优化教育规律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鲁迅在教学规律中比较注意学习过程这一方面。他认为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进行学习。同时鲁迅还用自己独到的见解找出培养学生兴趣的方式。在当时那个年代他就想到了用活动电影的方式来教学生，就像是如今播放幻灯片等方式一样，鲁迅在教学上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先进性。鲁迅主张在教材中插入生动形象的图画，他认为在教材中增加趣味性和生动性是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在语文教学中，鲁迅重视从言语到语言，由具体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语言学习规律。鲁迅曾经多次用婴儿举例，阐述他对语言学习规律的看法。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是不会说话的，是在不断听、记住、理解的过程中才逐渐学会说话的。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其实就是语音、语义、语法的感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语言积累，这显然涉及了语言学习的规律和关键。
四、否定不合理的语文考试
我国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应试教育，鲁迅则在文章中表示对于陈旧而没有意义的考试应当废除。在古文考试中，经常会出现标注标点符号的题，鲁迅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恶作剧，他认为这样并不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这样的题只要学生能够死记硬背住课本就都合格了，对于学生语言思维方面的考察没有任何帮助。鲁迅认为在考试的时候应该注重对学生内在思想的考察，而不是以难倒学生为目的。鲁迅的思想在当时而言是极为先进的，对于现代教育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不过考虑到鲁迅当时正处于白话文刚刚代替文言文的时期，教育者在借鉴的时候应当有着自己的理解，不应该过于简单化。鲁迅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部分考试的考试内容倾向于死记硬背，这样是不利于学生自身思维的发展的，所以对于不合理的考试内容应当进行剔除。剔除掉不合理的内容可以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习量，同时老师在教学的时候目的性也更强一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内在思维。
五、结语
通过对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指导，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下产生的，他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见解。同时这份见解表现出很多现代化的观点。鲁迅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的思想有着自己独到之处，值得老师学习借鉴。在借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应该盲目的进行跟风，只有这样才能让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真正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宗宇.论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5.
[2]叶云鹏.鲁迅的语文教育思想[J].台州师专学报,1999,01.
[3]齐文泽.反思:鲁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J].亚太教育,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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